——學習鄧小平“集中力量辦大事”的感悟
我國經濟發展以科學發展觀為主導，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，是一個質的變化，必定會遇到新的矛盾和困難，需要新的突破。從我國現階段的實際出發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“集中力量辦大事”的優勢，一種有效的方式是實施大企業帶動戰略，首先在若干關鍵領域突破，進而拉動整體轉型。
一、“集中力量辦大事”的歷史經驗和獨特優勢
鄧小平在著名的“南方談話”中說過：“從國際經驗來看，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，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，或若干高速發展階段。日本、南朝鮮、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，就是如此。現在，我們國內條件具備，國際環境有利，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，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，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、效益比較好的階段，是必要的，也是能夠辦到的。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志！”（《鄧小平文選》第3卷，第377頁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）又說：“把經濟搞上去，關鍵是國營大中型企業要搞活、要發展，搞不活，隔幾年上個臺階就落實不了，這個問題關系大局。”（《鄧小平年譜》第1348頁，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）這個重要觀點和方法，今天還用得著。
當前，我國總體上處在新的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，經濟總量已排世界第二。中國的快速發展引起了西方發達國家恐懼。它們由于金融危機、債務危機的困擾，多方面依賴中國，同時又為轉移內部矛盾而遏制中國。經濟上的貿易保護，技術上的阻撓封鎖，軍事上的窮兵黷武，外交上的鄰邊挑撥，意識形態上的多渠道滲透，組成了西方國家的反華大合唱。而我國本身面臨著結構調整和發展轉型的新任務，需要在新工業革命中搶占先機。形象地說，就是“經濟突圍”。采取什么樣的戰略和戰術“突圍”？應當在總結以往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創出新招。
放眼世界，大多發達國家的崛起，都是首先依靠大型企業的帶動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發展起來的。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美國率先產生和發展了托拉斯這種大企業形式，出現了福特、摩根、洛克菲勒等大型企業，超越了老牌經濟強國英國，并居全球第一。至今美國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有130多家，其經濟總和約為美國GDP的50%。德國的趕超靠的也是大企業，以西門子公司為代表的制造業巨頭、大型鋼鐵企業，至今在世界500強中仍有30多家，是德國實體經濟的重要根基。日本更是靠大型突起的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占領軍特意把它的大企業軍工企業、重化工企業保留下來，日本在世界500強中數量長期居第二（2012年首次被中國內地超過），從而維持了數十年第二大經濟體地位。后起的一些經濟強國也是如此，最明顯的是韓國，被稱為“財閥經濟”，鋼鐵、造船、電子等十個大企業占全國GDP的42%。從全球經濟較發達的國家平均來看，大企業占經濟總量的比例大約在40%。
蘇聯也曾如此。從建國初，列寧就強調國家要掌握大的生產資料，以大企業為主開足馬力追趕發達國家。后來僅僅用了30多年的時間，就成了可與西方匹敵的大國，并能打敗希特勒，成為軍事強國，宇航技術領先。雖然蘇聯在經濟結構上有失衡之處，但其運用大企業戰略實現了迅速崛起，這是一個不可抹殺的歷史事實。
我國用不到30年時間基本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，起初也主要依靠近200個大企業群體的帶動功效。“兩彈一星”和后來的神舟、嫦娥、天宮（尤其是近期的載人對接）等航天奇跡、諸多科技創新工程，以及許多巨大工程（如鋼鐵速進、幾十個油田的形成、三峽樞紐、西氣東輸、西電東送、青藏鐵路、高速鐵路和高速公路網絡以及正在進行的南水北調工程等等），無一不是靠大企業為載體完成的。近年來能夠成功抵御史無前例的國際金融危機，首當其沖的還是靠大企業轉危為機。現在“走出去”的主要力量仍是這些大企業，并能同世界諸多跨國公司競爭。
國內外這一系列的事實證明，大企業作為先進生產力的載體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擴展和提升都具有帶動作用，這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一條規律。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，關鍵就在于發揮大中型企業的活力。
同時，我國現在有充分條件實施大企業帶動戰略。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改革，國有大型企業實現形式與運營機制已與市場對接，力量進一步增強。2012年，在世界500強的大企業中，中國大陸有73家（其中內地69家，香港4家），排世界第二（超過了日本）。這些大型企業正在承擔著國家的主體方式，包括生產、銷售、研發、“走出去”、進出口等“一條龍”模式，成為多數行業的“領頭羊”。尤其在科學技術創新和應用上，國有大中型企業已成為一支最大的新型生力軍。它們擁有國內最先進的技術設備、技術力量，積累了豐富的研發成果和創新、應用的經驗，設立了重點實驗室、重點工程技術研發中心，占有70%以上的科技資源。近5年央企每年研發投入年均增長28.5%。基于這樣一些巨大優勢，我國完全有條件主要依靠大企業集團的引領，帶動重要產業和行業實施“突圍”戰略。事實上，各地區的各類企業正在同中央與地方的大企業協同聯合，組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方陣。面對目前需要新突破的前景，我國應當實行大企業帶動戰略，搶占世界新產業革命的先機。要盡快實現經濟轉型和“突圍”，必須下決心集中優勢資源在高端科技領域制勝，依托和擴增大型企業這個載體，集中財力、物力和人才，開拓市場，開發知識產權，用先進的產品打開國內外市場，帶動和提升一批行業。這就亟需力排眾議、理順思路，積極實施大企業帶動戰略；僅靠分散的零打碎敲難以有重大突破。
二、依靠大企業帶動實現關鍵領域的重大突破
20年前，鄧小平提出：“大中型企業不搞活，社會主義優勢在哪里？”（《鄧小平年譜》第1346頁，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）他一再強調，每個大企業都要拿出自己的拳頭產品，創出中國的品牌，在科技上有一席之地。“全國各行各業都要通力合作，集中力量打殲滅戰。每一行都要樹立明確的戰略目標。我們過去打仗就是用這種方法。”（同上，第1336-1337頁）經過20年的發展，我們擁有的資源和面臨的環境有了很大變化，更需要選好目標集中力量辦大事。這也就是胡錦濤同志所說的在發展新型工業化中要“瞄準重點領域和方向，集中力量盡快取得實質性突破，提高工業制造業的基礎能力、新產品開發能力、品牌創建能力、產業集中度，促進全產業鏈條整體升級，切實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和經濟效益，增強工業可持續發展的能力。”（《人民日報》2010年5月30日）
現在的關鍵是增強大企業的實力、選準集中優勢兵力的突破點。就工業而言，我國優勢在哪里？在于品種多、數量大。我國已有220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，重工業是粗鋼、水泥、煤等，輕工業也有100多種，產品產量（如家電、皮革、家具、手機、計算機等）居世界首位，已堪稱工業大國。這就是基礎。短板在哪里？主要是核心技術受制于人，品牌不多，附加值低，資源消耗大，環境污染重，有的重要原料對外依存度太高，特別是石油和一些礦產原料。可見，我國還不是工業強國，也有被別人拋在后面的危機。從實際情況出發，為打破國際壟斷，我們可以將著力點放在兩頭：一頭是與別國在同一個起跑線的新興產業；一頭是容易突破的薄弱環節。這兩頭可謂一難一易。要尋求突破，有的可先易后難，有的則需直攻難點。
首先應主攻關系長遠發展的“難點”，以大企業帶動戰略集中優勢兵力突破，在重要的新興產業搶占先機，變難為易。這里需優先選擇的是新興能源。從前幾次工業革命來看，都是率先從能源取得突破的，未來的工業革命也不例外。比如，石油是制約全世界的最重要資源，我國已成為最大的進口國，不僅受制于人，而且運輸成本很高，政治風險大，國內物價還受其影響。如能在新能源上取得突破，我國的地位乃至世界的格局都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。我國制造石油代用品已經有重大進展，神華集團的煤制油工藝已取得成功，我國成為世界上首個掌握百萬噸級直接液化工程關鍵技術的國家。我國已在鄂爾多斯建成世界最大的制氫工廠，在制氫和儲氫環節位于世界前列，可進一步開拓領先。如果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升、推廣，不僅能克服能源瓶頸，而且對于改善大氣環境、發展新化工產業循環鏈都有深遠影響。再如深海采油、可燃冰的開采利用，我國大力向海洋進軍，也有可能搶占先機，成為海洋強國。對于水資源，應當著力在海水淡化上爭取突破（尤其是降低成本），相應的發展鹽化工循環經濟產業鏈。材料工業需要大力開發，創造鋼鐵代用品，使我國的建筑設施和其他設施擁有最先進的優質廉價原料，這也是一項革命性變化。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突破，更需要進一步打殲滅戰。此外，我們應當充分利用大型工業企業開發、制造現代國防設備，包括信息化戰爭的武器、超級的正規武器與非常規武器，形成以強大現代工業為支撐的鋼鐵長城，提升戰略的防務能力。所有這些，最關鍵的是以大企業為核心的優勢群體聯合攻關，創新和掌握前沿高端技術。
相對容易突破的是提升傳統產業、產品和發展循環經濟，但提高集中度、實現規模效益，同樣需要大企業集團帶動，形成產業鏈。以機械行業為例，應當集中攻破和占領世界工業的空白點，生產別國不能或不肯下功夫生產的東西。在這方面，中信重工就成了世界重型機械的領頭羊。同時也要引領高端科技發展，如發展人工智能、機器人、電子制造業等。對于那些技術上已經成熟但經營分散的行業，需要大企業支持、引領。循環經濟更是大有可為。比如城鄉的沼氣生產、使用，特別是沼氣發電，雖然有許多成熟的技術，但經營太分散，形不成大的氣候。為使之集約推廣，形成大的產業鏈，需要以綜合型大企業來支撐，把組建巨型畜牧場、規模化垃圾處理廠與建設大型沼氣工程相結合，使之成為我國生態能源的一支生力軍，成為改造傳統農業的航母。地下資源開采也是如此，再不能以“千軍萬馬”之勢亂挖亂采，破壞生態，浪費資源，應當以大企業帶動戰略合理地開采利用，保持可持續發展。再如，藥品、食品安全一直是難以化解的難題。事實表明，單靠小微企業無法根除安全隱患，其監督成本太高。如果組建以大企業為龍頭的產業鏈，不僅監督成本將大大降低，而且能夠促進內需擴大和出口增加。
實施大企業帶動戰略，無論是難點的突破還是易點的攻占，都需要科學技術的有力支撐。中央提出，要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導的產業技術研發創新的體制機制，進而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。當前，應當圍繞各大企業的戰略目標組成產學研聯盟，集中優勢資源進行技術創新，優化產品結構，創出拳頭產品，形成競爭優勢。航天、高鐵、核電、水利樞紐工程等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，應當集中力量推廣，在更多的關鍵領域實現自主創新和高效轉化。有條件的科研院所也可以轉型為集科研、轉化、經營于一身的企業，以獨有的優勢占領市場，做大做強。
三、處理好大中小企業的關系，實行統籌兼顧方針
實施大企業帶動戰略與扶持小微企業是統一的。這一戰略中“帶動”二字，就體現了這一關系。“帶動”包括兩個方面：一是以大企業為龍頭，帶動一系列中小企業形成產業鏈，使大中小企業共生共存，這是一個必然趨勢；二是中小企業參與平等競爭，而大企業為之提供保證、樹立榜樣（特別是在社會責任、轉型升級方面）。那種把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對立起來的觀點既不符合中國的實際，也不符合外國的實際。即使在西方國家，大中小企業也多數形成共生的關系。比如一個大企業的重大產品，需要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為之提供零配件，有的形成產前產后的鏈條。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中，不僅需要眾多大企業引領支撐各個行業，而且還需要幾千萬中小企業乃至微型企業為大企業配套、補缺，開發新產品，滿足市場多種多樣的需求和開拓就業空間。有的中小企業也可成長為小巨人和大企業。我們在大力強化和擴增大企業的同時，還要廣泛發展中小企業。現在為提供民間資本開辟投資渠道，中小企業也可以在同大型企業協同中參股投資，它們之間的競爭是平等的，合作是多方面的。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一種共生形式。
這幾年出現了一種偏袒情緒，各種媒體紛紛強調中小企業困難，而說到大型企業，就強調它們占了資源、資金和優勢。實際上，有的大型國有企業為確保民生，產品價格受到國家限制，經營相當困難，電力企業就是例證，鐵路也有類似的情況。它們投資大、風險高、責任重、回報低，比一些私營企業困難要大得多，而一些人卻盼它們垮臺。這就不是從國家大局出發。我們要實施大企業帶動戰略，必須實事求是地解決各類企業的困難，而不能去忙著解決那些高耗能、高污染和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的企業的“困難”。當前，應優先解決那些需要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兵團的困難。如果物力、財力過于分散，就不可能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優勢，乃至貽誤戰機，最后整個國家被動挨打，像鄧小平所擔心的那樣“受人欺負”。
從全局出發，為了更有效地實施大企業帶動戰略，國家應當給予大企業多方面的有力支持，把“好鋼用在刀刃上”。我們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是應該的，但大型國有企業屬于國家，為增強綜合國力服務，體現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，理所當然應得到國家支持。尤其在“十面埋伏”的處境中，更應理直氣壯地優先支持戰略性的工業工程。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，就無法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。
進一步說，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，既要抓住主要矛盾，同時也處理好次要矛盾，擺正重點與非重點的關系，使之各盡其能、各得其所，而不可顧此失彼。“兩條腿走路”是必要的，但不能忽視重點。實施大企業帶動戰略，打贏殲滅戰，必須從全局出發用好統籌兼顧這個根本方法，明確落實“主題”、貫徹“主線”的“主力”，然后兼顧方方面面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，為集中力量辦好大事創造好的環境、提供更大的動力。
這里優先要統籌的是擴大內需，即為打“殲滅戰”創造良好的市場條件。而擴大內需的前提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，一方面調動廣大工農群眾的積極性，一方面大幅度提高消費能力。總之，為實現經濟轉型中的“突圍”，必須掃清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理論和政策障礙，堅定地實施大企業帶動戰略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邁上更高的臺階。
（本文章摘自2012年第16期《紅旗文稿》。）